编者按：本刊6月17日发表《杨绛＜吴宓先生与钱钟书＞一文指疑》后，引起了一定反响，不久就收到了王泉根的这篇文章，针对前者举出了新的材料，发表了不同意见。对同样的人物、历史事件有不同的解释，也是自然的。我们认为，只有本着客观、公正的立场，实事求是的态度，才能历史地、全面地认识历史，看待前辈学人。
凡是留意中国现代学术史的，都知道“五四”以来在人文学科中最具原创能力的那一批学者，几乎都曾受惠于当年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与三四十年代的清华外文系，例如王力、刘盼遂、高亨、谢国桢、徐中舒、姜亮夫、陆侃如等，又例如钱钟书、季羡林、李健吾、王佐良等；而这一切，都与吴宓分不开。正是当年吴宓辛苦垦辟，精心规划，这才创办了国学研究院，筹建了清华外文系，不但成功地把梁王陈赵四大导师请到清华任教，而且制订了把学生培养成为既汇通东西方文化精神而又能互为介绍传播创新的“博雅之士”的办学方针。学生的成才固然有着多种因素，如个人的天赋与勤奋等，但学校的办学方针与老师的素质教化毕竟是一重要外部因素。倘若当年钱钟书就读的清华外文系是以培养“一技之长”的翻译人才为目标，而不是实行吴宓制订的那个“博雅之士”的方针，恐怕对青年钱钟书的迅速成才就不会那么有利。吴宓力倡“通才”教育思想，力主培养“博雅之士”，对清华外文系的影响包括对钱钟书那一批学子的直接间接的影响，无疑是具体而深刻的。正因如此，当钱钟书、季羡林、李赋宁等清华学子在晚年一提起吴宓老师，依然是必恭必敬。近读钱钟书先生为三联版《吴宓日记》所作的序言，读杨绛女士发表在5月14日《人民日报》上的《吴宓先生与钱钟书》一文，深深感到吴钱之间深厚的师生情谊。这种情谊到了人之晚年，尤觉笃念情殷，诚挚温馨，以至于钱钟书一提到年轻气盛时曾对老师有过的某种不恭行为，就深感内疚，以至于自责、忏悔。钱、杨二先生的文章，体现了那一代学者的谦谦君子之风，彬彬弟子之礼，也体现了吴宓与钱钟书的仁者气象，贤者风范，而非今日某种浮躁功利庸俗浅薄的世风所能想像。
但使人不解的是，6月17日《中华读书报》发表的《杨绛＜吴宓先生与钱钟书＞一文指疑》（以下简称《指疑》），不知出于何种动机，硬是要将吴钱之间的师生情谊割裂开来而后快。根据作者“所掌握的文献资料”，此文“证据确凿”地论证了：①钱钟书根本没有向吴宓先生请教过问题，也没有读过《吴宓诗集》；②钱钟书根本用不着为温源宁的文章向吴宓先生表示内疚，因为吴对钱“巨创深痛”；③钱钟书的确说过“吴宓太笨”的话，而且半部《吴宓日记》恰好证明了“吴宓太笨”。
且不说《指疑》“所掌握的文献资料”不值一驳（详下文），即使果真“证据确凿”那又怎样？这至多说明当年的钱钟书年轻气盛，或有点“狂”，致使对自己的老师认识不那么完整、清晰。人对人的理解认识都有一个过程，认识的时间有长有短，即使像钱钟书与吴宓那样的大家也不例外。钱、杨文章写于今天，也即写于完成了对吴宓老师的完整而清晰的认识之后。以今天的认识重新判断当年对老师的误解，以至于产生内疚、自责，这是十分自然的。此种心情在季羡林先生那里也发生过。季先生在为《第一届吴宓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所作的序言中写道：“将近60年前，我在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读书时，听过雨僧先生两门课……一方面我们觉得他可亲可敬”，“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对他非常不了解”。“我们对他最不了解的是他对当时新文学运动的态度”，“这种偏见在我脑海里保留了将近60年，一直到这一次学术讨论会召开，我读了大会的综合报导和几篇论文，才憬然顿悟：原来是自己错了。”“我痛感对不起我的老师，我们都应该对雨僧先生重新认识，肃清愚蠢，张皇智慧，这就是我的愿望。”
细细想来，钱钟书、季羡林对吴宓老师的理解认识，不仅仅是师生个人之间的认识，而是包含着对世纪初那一段纷繁复杂的文化史的认识，对中国文化精神与传统的认识。这种认识的过程是一个自我反省与突破的过程，是与“旧认识”告别的过程，也是与自己的老师修复因历史的误解而造成“裂痕”的过程。难道只能允许师生“裂痕”的存在而不允许“裂痕”的理解与修复？只允许弟子对师长“不恭”，而不允许弟子对师长表示内疚与恭敬？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通观《指疑》全文，实在有点“走火入魔”，为了证明作者掌握的“文献资料”之多，知识之渊博，既不愿也不准师生修好，还要刻意夸大“裂痕”，再往伤口撒上一把盐（如所谓“宿敌”之论），其用心何其良苦也。
现在我们再来回答开头的问题：《指疑》此文所掌握的“文献资料”实在有限，根本不值一驳。
世人识吴宓者，当为钱钟书。钱钟书评吴宓的文辞不多，但一语中的，深得吴宓之心，其要者有二，均见于《吴宓诗集》。1935年，《吴宓诗集》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诗集卷首录有陈寅恪、吴芳吉、刘朴、缪钺、萧公权、王越等同辈友朋的序跋题词，而其中还特意收录了时年只有25岁的吴宓学生钱钟书《论师友诗绝句》：“亚椠欧铅意欲兼，闲情偶赋不妨禅。南华北史书非僻，辛苦亭林自作笺。”下注：“……吴师以学人而为诗人，又通天人之故，与宁人相似。”《吴宓诗集》卷十三录有吴宓《赋赠钱君钟书即题中书君诗初刊》：“才情学识谁兼具，新旧中西子竞通。大器能成由早慧，人谋有补赖天工。源探顾赵传家业，气胜苏黄振国风。悲情中场吾事了，交期两世许心同。”下注：“七句答来函之意。来函谓宓具有亚里士多德所言悲剧主角之资格云云。”吴宓与钱基博、钱钟书父子两世深交，当吴宓在为“殉道殉情”苦苦挣扎而不能自拔时，正是钟书弟子的来函给了他莫大安慰。钱钟书最了解吴宓老师的痛苦之所系——为中国文化之花果飘零继往开来而“殉道”，为心中苦恋之海伦（毛彦文）而“殉情”，但都落得悲剧角色之命运：“独行开径古争强，我法凭人说短长。有尽浮生犹自苦，无穷酸泪倩谁偿。身同孤注伤徒掷，情入中年忏莫忘。捣麝成尘莲作寸，饶能解脱也凄凉。”（钱钟书《奉答雨僧师》，见《吴宓诗集》）如此细致入微推心置腹的心灵交流，不正是吴钱师生情愫的生动写照吗？《指疑》一文竟然说钱钟书1935年“根本不可能看到《吴宓诗集》，更不用说听吴宓先生自释其诗了”。这个判断下得也够大胆的了。看来，作者根本不了解《吴宓诗集》为何物，恐怕连原版也没见过。
《吴宓诗集》中既有钱钟书为吴师诗集所作的题诗（录入卷首“题词”栏），又有师生唱和的诗作。钱钟书怎么会没有读过吴宓老师的诗呢？至于听吴宓“自释其诗”，那在当年的清华外文系学生中，实在是太平常的事了。随手就可举出二例。如季羡林回忆说：吴宓老师当年正在“搞恋爱，大写其诗，并把他写的《空轩十二首》在课堂上发给同学们。”（见《第一届吴宓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季羡林序）又如郑朝宗回忆：“我在清华园时，他有一首《海伦曲》，当时众口传诵，颇极一时之盛。”（见《回忆吴宓先生》，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吴宓诗集》所收录的是1935年前吴宓所作全部诗词，其中不少篇什在成书付梓之前，已在清华外文系的弟子们中广为流传了。钱钟书1935年5月“回乡忙结婚”有没有收到《吴宓诗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吴钱师生之间早已有诗词唱和，心灵交流了。
关于吴钱之间的师生情谊诗心交流，我在这里还可向掌握不少“文献资料”的《指疑》作者再提供一点资料，以广见闻。1939年4月初，西安遭日机轰炸，吴宓因忧虑家父仲旗公（时以国民政府监察委员身份长驻西安。附提一笔：去年出版的《心香泪酒祭吴宓》一书的作者，自称1939年夏初他经住在重庆上清寺的仲旗公与于右任介绍，而与吴宓订下生死之交。其实仲旗公一辈子没有到过重庆，足见此书从一开始就在编织神话）的安危以至生病。其时吴宓与钱钟书都在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任教，吴宓经常将购书传信之类的杂事托钱办理，而钱对吴恭敬有加，以弟子相侍。一次，吴宓写了一首诗由周珏良交给钱钟书，并嘱钱去其住所找他有事。钱到吴舍，恰吴因事外出，钱久等不来，于是提笔写下《上雨僧师以诗代简》，以作留言：“生钟书再拜上白雨僧师：勿药当有喜，体中盼何如？珏良出片纸，召我以小诗。想见有逸兴，文字自娱戏。尚望勤摄卫，病去如抽丝。书单开列事，请得陈其词。五日日未午，高斋一叩扉。舍迩人偏远，怅怅独来归。请缮所开目，价格略可稽。应开二百镑，有羡而无亏。尚余四十许，待师补缺遗。媵书上叶公（宓注：指叶公超），重言申明之。珏良所目睹，皎皎不可欺。朝来与叶晤，复将此点提。则云已自补，无复有余资。由渠生性急，致我食言肥。此中多曲折，特以报师知，匆匆勿尽意。十五日下午第五时。”一个留言条，竟写成了如此一首机趣幽默的诗，此既见出钱钟书的个性与诗才，也体现了吴钱师生之间融洽随和的关系。此诗吴宓一直保存着，并在晚年特地将它编入《吴宓诗续集》（未刊），足见其对弟子情谊的珍视。
1960年，吴宓在重庆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外国文学与文言文导读，他在递交给院、系的科研规划《外国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中写道：“宓拟于1960年7月及8月，至北京住一月有余，一方面为求得北京大学及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旧日我的朋友和学生给宓指助，一方面就北京各大图书馆所藏之书刊，详加检对，逐条校补。”这旧日的朋友和学生中就有钱钟书。吴宓的这一愿望要到第二年暑假——1961年8、9月间才得以实现。这一年，他东出三峡至武汉见刘永济，南下广州会陈寅恪，又北上北京，晤贺麟、钱钟书、季羡林、李赋宁等旧日朋友和学生。关于此次会面，杨绛《吴宓先生与钱钟书》一文中也有“娓娓语家常，谈体己，乐也融融”的记载。杨绛说吴宓先生是钱钟书“交往最长久、交情最亲近的一位老师”，“是以哲人、导师而更做朋友的”；同样，在吴宓心目中，钱钟书也是他最得意、喜爱而更做朋友的一位学生。这里不妨再举一例：1934年初，《中书君诗》出版，钱钟书即送给吴宓。无论战乱奔波、南北迁徙，吴宓一直将此书带在身边，直到“文革”抄家流落于外。笔者最近发现，此书由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一位副教授保存着。据所见原件，当年钱钟书送给雨僧师指教的亲笔文字与署名，依然清晰可见。此一实体载物，再次证明了吴钱之间交往最长久、交情最亲近的情谊，而决非《指疑》所描写的吴钱之间既无“请教”甚至有“巨创深痛”，还有什么“吴宓太笨”之类的“狂言”。
说到“吴宓太笨”，本文不得不再作申述，即如何看待港台资料问题。据《指疑》作者称，此语最初来源是刊布于1979年8月4日台湾《联合报》上的周榆瑞文章。众所周知，海峡两岸分隔数十年，其间各种信息交流多有不畅，在海峡对岸回忆数十年前海峡此岸的事情，难免有误；即使无误，对文献资料也有一个判别的问题。现在有一种风气，大可商榷，有的人只要一见到海外或港台文献资料，即如获至宝，不加判别，全文照抄不误。其实，不少资料的准确性是大可存疑的。须知，毕竟两岸分隔已有数十年，其间难免有道听途说、凭空猜想的因素。有关吴宓、钱钟书那一代学者的资料，笔者最近去台湾讲学时也有所“发现”，如谢冰莹《红学专家吴宓》一文。此文叙吴宓在西南联大时爱上了一位非常漂亮的女生，说吴宓去拜访她，女生说：“谁呀？”门外吴宓学着小生的声音回答：“吴宓来也！”女生故意大声说：“不在家。”而吴宓仍然是小生唱戏的语调：“吴宓去也，明日再来。”女生不客气他说：“讨厌。”吴宓忙说：“岂敢！岂敢！”哼着唱戏的调子走了。像这样的“据说”文章，完全将吴宓写成了一个寻花觅柳的小丑角色，我们难道能以此为据，来验证西南联大时期的吴宓吗？
尚记去年有一本《心香泪酒祭吴宓》的书，引起读书界真伪之争。吴宓弟子、北大教授金克木先生感慨系之，作诗云：“信口开河刘老老，假语村言莫当真。身后是非谁管得，雨僧原是梦中人。”钱钟书对“身后是非”也同样不管，而这一次，却由夫人杨绛女士亲自出来辟谣，声明钟书根本没有讲过“吴宓太笨”的话，同时声明吴宓师最亲近的弟子之一、北大李赋宁教授也根本没有传过“吴宓太笨”的话，并将此郑重其事地刊登在《人民日报》上，足见此事在钱杨李心目中之重大，对他们心灵砟伤之深巨。世人到底该相信这几位贤者的话，还是该相信源出海峡对岸的“据说”，抑或相信《指疑》作者手上“所掌握的文献资料”，也就用不着我在这里置喙了。
